社交媒體時代，網絡騷擾是如何傷害新聞記者｜全媒派

當下，記者使用社交媒體獲取信息資源、抒發(fā)個人意見、與讀者互動的情況已經很普遍，但其遭遇網絡騷擾的幾率也同時變大。在國外，越來越多新聞記者表示，受到網絡騷擾甚至已經成為他們工作的一部分，這讓他們在工作中感到更加疲憊和焦慮，進而萌生出遠離社交媒體甚至離開新聞行業(yè)的想法。

網絡騷擾對于新聞記者的影響，一直是國外媒體研究機構關注的熱門領域，幾乎每年都會推出一些報告。本期全媒派（ID：quanmeipai）帶來一篇匯編稿件，梳理國外新聞記者遭受網絡騷擾的現(xiàn)狀和相關的應對措施，為記者和新聞機構應對網絡騷擾提供一些借鑒。

記者遭受的網絡騷擾有哪些表現(xiàn)形式？

2021年，期刊Journalism Practice刊登一篇名為《“不是他們的過錯，而是他們的問題”：新聞機構對于記者遭受網絡騷擾的回應》的論文。研究者采訪了31名美國新聞記者，他們都來自紙媒，并且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活躍（每周至少更新一次）。受訪者中包含17名男性和14名女性，平均大約有9年的記者工作經歷，在目前所在的新聞機構至少工作了4年。

受訪者表示，自己幾乎每天都會因為工作而使用社交媒體，例如推特、臉書、YouTube和TikTok，有的記者還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小號。這些記者稱自己在社交媒體上頻繁遭受來自新聞受眾的網絡騷擾，很多記者每周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，對于一些記者來說，這甚至是每天要面對的事情。并且這樣的網絡騷擾并不局限于某個社交媒體平臺，它是跨平臺傳播的。

因為受訪者在工作時最常用到推特和臉書，他們大多表示自己是在這兩個地方遭遇網絡騷擾的。他們也學會了要么忽略騷擾，要么把這當成工作的一部分。

研究者根據(jù)采訪結果，總結出了以下三種類型的網絡騷擾，分別是：突發(fā)騷擾、長期騷擾和升級型騷擾。

突發(fā)騷擾：來得快，去得快

受訪的記者表示，這種突發(fā)騷擾通常是對事不對人。例如，有個負責報道當?shù)卣渭瘯挠浾?，能夠預料到每次相關報道出來后，都有一些推特用戶留下污言穢語。

這樣的推特言論通常來自粉絲數(shù)量少的匿名賬號，賬號也很少是重復的。這表明這些賬號可能是專門用于騷擾其他用戶的機器賬號。等過了一兩天，這樣的騷擾會減少。

突發(fā)騷擾最常發(fā)生在推特上，騷擾者會使用冒犯性的文字和表情符號，還會對記者本人、報道或者所在的新聞機構作出概括性評價。

雖然記者把這種騷擾當成家常便飯，但他們也擔心這種騷擾會惡化。有記者表示，如果自己回復這些評論的話，對方可能進一步騷擾自己，自己的個人信息就會被人扒出來。

那如果記者不理會這些言論呢？有的騷擾者會覺得記者欠自己一個回復，進而繼續(xù)騷擾。

長期騷擾：女記者深受其害

不同于來得快、去得快的突發(fā)騷擾，長期騷擾持續(xù)時間長，騷擾者會在某一段時間內，堅持騷擾自己針對的記者。

在采訪中，比起男記者，女記者稱自己遭遇的長期騷擾更多。一些女記者表示，自己遭遇的長期騷擾跟報道內容本身關系沒那么大，反而是針對自己這個人的特性，如女性身份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騷擾者的賬號多顯示為男性或者性別不明，他們出口成臟，會說出性暗示語言，有些還會發(fā)送性暗示明顯的圖片。

升級型騷擾：被騷擾的對象增多

當突發(fā)騷擾或長期騷擾惡化，騷擾便會出現(xiàn)升級。這種擔憂最先是由受訪的女記者提出來的。這種類型的騷擾會對記者的工作、生活乃至新聞機構構成直接威脅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騷擾者會從以下幾方面恐嚇記者：

要向記者的編輯或當?shù)毓賳T舉報記者；

要跟記者線下見面；

要傷害記者的家人和朋友；

要暴露記者的個人信息；

要“搞垮”記者所在的新聞機構。

有一名記者表示，曾經有個社交媒體用戶跟著他，從推特騷擾到臉書，再到TikTok。這名記者明明已經盡量不在平臺上向公眾透露個人信息，但是那位騷擾者還是發(fā)現(xiàn)了記者的TikTok賬號，還特意在推特上向記者發(fā)送自己的發(fā)現(xiàn)成果。最后記者被嚇到關掉自己的TikTok賬號。

哪類記者更容易遭遇網絡騷擾？

2020年，Digital Journalism刊登了一篇名為《網絡騷擾及其對記者-受眾關系的影響》的論文。在世界各地記者面臨的威脅日益增加的情況下，研究者對部分美國記者展開調查，他們分別來自紙媒、廣播媒體和網絡媒體。

其中，研究者希望得知更容易遭遇網絡騷擾的記者有何特征，具體從記者性別、個人信息完整度和所在新聞機構規(guī)模這三方面展開調查。

女記者更容易成為網絡騷擾的受害者

這次的調查結果顯示，幾乎所有的記者都經歷過網絡騷擾。但總體來說，記者被騷擾的頻率通常不高，特別是嚴重騷擾行為。

然而，女記者更容易成為網絡騷擾的受害者，特別是年輕女性。她們在決定是否要回應以及如何回應騷擾行為時，承受了更大的壓力。至于線下騷擾，女性也是更大的受害者。

總的來說，跟男性相比，女性更有可能遭遇網絡騷擾，這一結論也跟此前一些研究結果相呼應。

2018年，一篇名為《“你必須要變得麻木不仁”：從跨文化角度看待網絡騷擾對女記者的影響》刊登在期刊Journalism上。研究者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(qū)的75名女記者進行深度訪談，其中73人都表示自己遭遇過性別相關的網絡騷擾，其中電視記者被騷擾的次數(shù)最多。

例如，一名美國廣播記者提到，人們在她的臉書頁面經常留下厭女言論，以至于她干脆屏蔽某些詞語，如“性感”“火辣”“胸部”。另外，一位英國記者表示：“偶爾有人來留言，內容單純是關于我的發(fā)色。因為我是金發(fā)，所以人們會留言說我不夠聰明。”

在前面提到的那篇2021年發(fā)表的論文中，不止有一名女記者表示，當自己在跟社交媒體的新聞受眾互動時，自己總是感到負面情緒。女記者最擔心性騷擾以及針對自己親朋的騷擾，因此對于那些還沒有創(chuàng)建個人社交媒體賬號的女記者來說，她們計劃創(chuàng)建私人賬號，跟自己的工作賬號區(qū)分開來。

2021年4月，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全球范圍內針對女記者的暴力行為，發(fā)表了名為《令人心寒的事實：針對女記者的網絡暴力的全球趨勢》報告。來自125個國家和地區(qū)的900多名女記者參與調查，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：將近四分之三的女記者（73%）曾遭遇過網絡暴力，25%曾收到過死亡威脅。面對著持續(xù)進行的騷擾行為，38%的女記者選擇削弱自己在網絡上的存在感，甚至有2%選擇放棄新聞職業(yè)。

個人信息的曝光會提高被騷擾風險

新聞記者在報道中透露出的個人信息，如臉部和聲音特征，可能會影響記者遭遇網絡騷擾的幾率以及具體的網絡騷擾類型。早在2017年，一項針對成年人口的調查顯示，一個人的外表特征是騷擾行為發(fā)展的基礎之一。

相對于出鏡等形式，署名展示的信息更少，對于記者來說更加安全?；诖艘膊浑y理解，為什么廣播媒體的記者比紙媒記者遭遇的騷擾更多。

這次的研究結果顯示，當記者向公眾展示的個人信息越多，那么他更有可能遭遇網絡騷擾。背后的原因可能是，記者的曝光度增加，受眾認為記者不符合其內心期望的風險也增加了。

不一定是大媒體的記者才會遭遇網絡騷擾

根據(jù)之前的觀念，小型新聞機構，通常是報道本地新聞的新聞機構，跟受眾的關系密切，那里的記者傾向于把自己看成社區(qū)的一部分。這種親密關系似乎能降低新聞記者被騷擾的可能性。而大型新聞機構的記者通常要面對更多且更復雜的受眾，跟受眾的關系相對疏遠，因此記者更容易成為被騷擾對象。

然而，在這次研究中，記者所在的新聞機構規(guī)模與其遭遇網絡騷擾的可能性并沒有明顯的關系。

圖片如何幫助遭遇網絡騷擾的記者？

記者個人自救指南
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達特新聞與創(chuàng)傷中心（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）就記者如何應對網絡騷擾專門提出建議，其中在心理建設方面的部分建議如下所示：

1. 少看社交媒體，做別的事情來分散個人注意力。

記者花在看消極留言的時間越少，狀態(tài)就會越好。記者可以完全關閉軟件的提示功能，盡量降低自己瀏覽社交媒體的頻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記者最好不要在深夜瀏覽社交媒體的內容，因為人的情緒管理能力在疲憊時會被削弱。

2. 管好自己的地盤。

當記者發(fā)現(xiàn)自己的賬號頁面有不文明行為時，他們應該采取行動。他們有權刪除冒犯性留言，并且跟推特、臉書、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平臺反映網絡騷擾的問題。

3. 向身邊人求助，朋友和同事的認可能幫助記者遠離消極的聲音。

記者可以請他們當自己的傾聽者，并請他們就此提出相關建議。一些記者發(fā)現(xiàn)，跟同事分享評論內容，能很好地驅散負面情緒。

在一些情況下，網絡騷擾會演變?yōu)榫€下騷擾行為。如果記者感受到騷擾者有意圖、能力和機會來線下騷擾自己，那么記者應該尋求專業(yè)咨詢，學會采取措施來保護身體安全。

新聞機構應充當記者的后盾

長期以來，很多新聞機構幾乎只是關注記者遭受的實際身體傷害，而忽略了記者遭受的無形網絡攻擊。如果新聞機構不努力改善現(xiàn)狀，那么會有更多記者離開新聞行業(yè)。

在《“不是他們的過錯，而是他們的問題”：新聞機構對于記者遭受網絡騷擾的回應》一文中，受訪的記者表示，當自己要向新聞機構匯報長期騷擾和升級型騷擾時，自己是非常謹慎的，因為不想被同事和領導貼上“過度敏感”的標簽。

哪怕記者真的打算向新聞機構匯報騷擾事件，他們都不清楚首選對象是誰，不過他們還是會把編輯當成首選。他們的編輯會很嚴肅對待這種事情，然后向新聞機構的人力資源部或法務部匯報。記者說，編輯還會告訴他們新的進展，一起討論如何避免和解決類似的騷擾事件。

然而，這樣的努力主要還是停留在個人層面，哪怕涉及到公司的人力資源部。有的記者會被告知，這些騷擾事件會發(fā)生，這并不是他們的過錯，但這是他們自己要面對的問題。

新聞機構會給記者個人層面的解決方案，如忽略騷擾、多看積極評論、跟社交媒體反饋騷擾事件、跟遭受過騷擾的同事交流等。一些記者確實接受這樣的解決方案，特別是學著忽略騷擾。他們自己還會采取一些積極或消極的應對措施，如跑步、壓力性進食和借酒消愁。

但是當新聞機構給出的建議不夠個性化時，這樣的建議能發(fā)揮的作用不大。一個內向的記者說，人力資源部沒考慮到她的性格特點，叫她參加當?shù)氐木蹠〗M。她對此感到沮喪，干脆不去聚會小組，決定多看流媒體節(jié)目。

總之，新聞機構準備好針對記者的心理健康服務是至關重要的，“而不是等到一場大火發(fā)生、一棟樓倒塌或者一個人死了之后才這樣做”。新聞機構要讓記者清楚自己應該向什么人求助，以獲得預防和緩解騷擾事件的專業(yè)建議。正如一名記者所說的那樣：“告訴我要跟誰說，或者要去哪里解決問題，這就夠了?！?/p>

影視制作刻畫女記者形象應更謹慎

多年以來，美國電影業(yè)都喜歡把鏡頭瞄準女記者，像電影《收播新聞》（1987）、《我愛麻煩》（1994）和《爆炸新聞》（2019）都有女記者的形象。

電影中的女記者，通常都是為了獨家新聞而擠破腦袋、不擇手段的人，哪怕是跟消息源發(fā)生性關系。例如，在電影《感謝你抽煙》（2005）中，由演員凱蒂·霍爾姆斯（Katie Holmes）飾演的女記者希瑟，毫不顧慮地使用個人魅力去勾引一個煙草業(yè)的代表。

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助理教授弗蘭克·瓦戴爾（Frank Waddell）就這種電影形象對普通人看待女記者有何影響展開研究。他認為，盡管情節(jié)是虛構的，但大銀幕呈現(xiàn)出的不道德行為可能會對現(xiàn)實中的女記者造成傷害。

瓦戴爾教授發(fā)現(xiàn)，大多數(shù)參與調查的美國人都認為銀幕形象是真的，因此對那些在媒體工作的女性有負面看法。他們傾向于認為，女性為了獨家新聞，是愿意跟消息源發(fā)生性關系的，然而他們就不大認為男記者會做出這樣的事情。

這種現(xiàn)象特別令人頭疼，因為大多數(shù)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機會接觸記者。瓦戴爾教授對此表示：“我希望好萊塢在描繪新聞業(yè)時要做得更好。人們區(qū)別對待新聞業(yè)的女性，因為他們沒意識到，電影的女記者形象跟現(xiàn)實生活是不一樣的?！?/p>